脑转移是一种常见现象(1),多见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初诊、治疗中或治疗后。脑转移的治疗取决于肿瘤的大小、数量、位置以及其他因素,如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ECOG PS)、年龄等(2)。具体来说,当转移灶少于3个时,可优先考虑手术或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治疗,而当转移灶多于3个时,全脑放疗(WBRT)可能更有优势。在精准医疗的背景下,过去几十年来,晚期NSCLC的治疗取得了进展,包括NSCLC脑转移的治疗。例如,对于晚期NSCLC患者,应用具有特异性靶点的相应药物,预后明显改善(3)。小分子药物被广泛认为能够有效穿透血脑屏障(BBB),对脑转移患者具有良好的疗效(4)。遗憾的是,由于分子靶向治疗覆盖范围有限,例如,晚期NSCLC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发生率仅为20–30%,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4易位的发生率仅为3–5%,因此对于大多数伴有脑转移的晚期NSCLC仍然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2)。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新辅助程序性细胞死亡-1(PD-1)抑制剂以及Apatinib和Apatinib和化学疗法(PAC)(LAGC)患者的功效和安全性。材料和方法:根据他们选择的治疗方法(n = 39)(n = 39)(n = 34),招募了73例可切除LAGC的患者(n = 39)或apatinib加化学疗法(AC)组(n = 34)。新辅助治疗在21天的周期中进行了3个连续的周期,然后进行了手术。结果:PAC组的目标响应率高于AC组(74.4%比58.8%,p = 0.159)。此外,PAC组显示出比AC组更好的响应曲线(p = 0.081)。引人注目的是,无进展的生存率(PFS)(P = 0.019)和总生存率(OS)(OS)(P = 0.049)的延长,而PAC组中无病生存期(DFS)倾向于比AC组更长(P = 0.056)。简而言之,PAC组的3年PFS,DFS和OS率分别为76.1%,76.1%和86.7%,AC组分别为46.9%,49.9%和70.3%。此外,在多元COX回归分析中,PAC(vs.AC)处理(危险比= 0.286,p = 0.034)与延长PFS独立相关。两组之间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没有差异(所有P> 0.05),在PAC组中通常观察到白细胞减少,贫血,高血压和其他不良事件。结论:与AC治疗相比,Neoadjuvant PAC治疗可能达到可取的病理反应,延迟进展和长期生存率,而LAGC患者的AC治疗具有相似的安全性;但是,有必要进一步验证。
几十年来,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居于各类癌症之首(1),且发病率逐年上升。肺癌分为小细胞肺癌(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后者占85%(2)。大多数晚期NSCLC患者因诊断时已属晚期而失去了根治性手术或放疗的机会,而转移性NSCLC的主要治疗方案是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3)。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治疗方案都会迟早产生耐药性,由于传统治疗效果有限,转移性NSCLC的5年生存率不足10%(2)。因此,迫切需要探索新的靶向治疗方法,改善晚期NSCLC的预后。自1971年Folkman提出“抗血管生成”理论(4)以来,已进行了多项临床研究,探讨抗血管生成的具体机制并试图确定靶向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据报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VEGF受体2,VEGFR-2)是VEGF诱导病理性血管生成的主要信号通路(5)。阿帕替尼作为一种新型的口服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不仅可以通过靶向酪氨酸激酶的细胞内ATP结合位点来抑制VEGF信号通路,还可以作用于c-kit、ret、src等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信号旁路(6)。针对VEGFR的抗血管生成治疗已在乳腺癌、肾癌和肝癌等多种实体肿瘤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7-9)。基于两项大型临床试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于2014年批准阿帕替尼用于治疗晚期胃及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推荐剂量为750 mg/d(10,11)。与此同时,也有多项研究探讨了阿帕替尼治疗NSCLC的疗效和安全性(12),但尚未确定合适的治疗剂量。本研究旨在重申阿帕替尼的疗效和毒性,并寻找对晚期NSCLC具有满意疗效和可耐受副作用的最佳剂量。
背景:循环RNA(CIRCRNA)吸引了对癌症研究的日益兴趣。需要澄清ciRCRNA在进展,转移和耐药性中的调节作用和机制。我们先前的研究表明,阿替尼在ESCC治疗中的关键作用。然而,circrnas和apatinib耐药性之间的相关性尚不清楚。方法:使用ESCC患者的3对肿瘤和副组织进行RNA测序。Western印迹分析,RNA免疫沉淀(RIP),双酸酶酶报告基测定,凋亡和动物测定,以确认HSA_CIRC_0003823的作用和特定机制,以及其对ESCC中apatinib sensitivity的影响。结果:我们的结果表明,HSA_CIRC_0003823在ESCC中高度表达,并且预后不良。进一步的结果表明HSA_CIRC_0003823促进了ESCC的增殖和转移能力。在机理实验部分中,通过靶向microRNA-607(miR-607)来促进ESCC的进展,而HSA_CIRC_0003823通过靶向CRISP3。此外,我们发现沉默HSA_CIRC_0003823提高了apatinib的灵敏度。HSA_CIRC_0003823通过miR-607/CRISP3轴导致apatinib抗性。结论: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阐明了HSA_CIRC_0003823的功能及其在促进ESCC通过miR-607/CRISP3轴上促进肿瘤进展,转移和apatinib抗性中的作用。
癌症因其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是全球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结直肠癌近年来已成为主要的癌症类型(1,2)。根据2018年全球癌症监测数据,中国新发癌症病例约430万,其中结直肠癌位居第二,占新发癌症病例的12.2%(1)。约25%的结直肠癌患者在诊断时患有转移性疾病(3)。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的治疗建议包括单一或联合化疗[5-氟尿嘧啶(5-FU)、卡培他滨、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联合或不联合靶向治疗(贝伐单抗和西妥昔单抗)(4)。这些方案通常用于一线和二线治疗。对于一线和二线标准疗法失败的患者,三线治疗选择非常有限。
背景:卵巢癌是妇科肿瘤中常见的恶性肿瘤,卵巢癌的标准治疗是手术和以紫杉醇、铂类为主的化疗,但传统化疗受到耐药及全身副作用的限制,探索难治性卵巢癌的有效治疗方案势在必行。病例介绍:患者,52岁女性,初诊时以下腹部膨胀、游走性疼痛为主要症状,经腹腔镜探查及活检后,免疫组化显示卵巢低分化腺癌(cT3NxM1,IV期,腹膜及腹壁转移),二代序列检测出ERRFI1(T187A,外显子4)突变。结果:患者接受一线化疗(紫杉醇、奈达铂加阿瓦斯汀),随后以吉非替尼维持治疗,获得15个月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在病情进展和二线治疗失败后,患者接受恩度联合阿帕替尼治疗 14 个周期,无长期不良事件,PFS 为 14 个月。结论:我们认为 ERRFI1 基因可能是吉非替尼的潜在靶点。重要的是,恩度联合阿帕替尼值得推荐用于难治性卵巢癌的维持治疗。关键词:卵巢癌,抗血管生成治疗,恩度,阿帕替尼,吉非替尼
胆道癌 (BTC) 是一组源自胆道系统内壁上皮细胞的异质性癌症,通常分为肝内、肝外胆管癌 (ICC、ECC) 和胆囊癌 (GBC) (1)。尽管 BTC 传统上被认为是罕见的恶性肿瘤,但它是第二常见的原发性肝脏肿瘤,约占所有肝胆恶性肿瘤的 10%-15% (2)。与其他胃肠道肿瘤一样,具有阴性切缘的根治性手术是唯一可能治愈的疗法。然而,大约 60%-70% 的患者在诊断时已为晚期,无法进行手术切除 (3)。此外,晚期 BTC 患者的治疗方案极其稀缺,疗效有限。仅有少数化疗方案(包括吉西他滨加顺铂或其他铂衍生物)被批准作为一线治疗,且疗效一般,而且二线及以后的治疗没有统一的标准方案(4、5)。鉴于这些因素,需要有效的治疗方法来填补目前BTC治疗方法的空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6)。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或配体1(PD-1/L1)阻断剂是相对较新的治疗方法,已在多种肿瘤中进行了测试,并发现具有强大、持久的抗肿瘤活性。然而,由于肿瘤微环境复杂,PD-1/L1抑制剂单药治疗胃肠道恶性肿瘤的疗效并不理想,例如,肿瘤结构周围和渗透的大量纤维化基质会阻碍肿瘤的清除。
已知未分化甲状腺癌是内分泌肿瘤中最致命的恶性肿瘤,因为诊断后存活率极其有限。由于这种不良的生存预后,目前正在研究多模式治疗以解决这一全球问题。在本报告病例中,125 I粒子植入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 (VEGFR-2) 抑制剂阿帕替尼联合应用治疗一名 49 岁的未分化甲状腺癌女性。患者开始使用阿帕替尼并接受两次125 I粒子植入后,肿瘤大小成功缩小。在最初诊断为未分化甲状腺癌后随访13个月,患者病理稳定。总之,这项研究支持125 I粒子植入和阿帕替尼是无法手术的未分化甲状腺癌患者的有效治疗替代方案。
目的:评价阿帕替尼治疗纤维肉瘤术后复发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9月至2017年9月间接受化疗的56例纤维肉瘤术后复发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单药治疗患者与常规化疗(MAID/AI)患者在药物使用及不良反应方面的差异。结果:与常规化疗组相比,阿帕替尼单药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均提高。接受阿帕替尼治疗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改善,且症状轻微(P<0.05)。结论:阿帕替尼是一种单药方案,可用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 2)高表达的纤维肉瘤复发病例;其短期疗效极佳,副作用极小。该药物可作为常规化疗方案的一部分。关键词:纤维肉瘤,化疗,阿帕替尼,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