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Dima Adamsky,“中央战线的概念性战役:空地一体战与苏联军事技术革命”,《欧洲缓和危机:从赫尔辛基到戈尔巴乔夫,1975-1985》,Leopoldo Nuti 主编(伦敦:劳特利奇,2009 年),第 150-162 页;Dima Adamsky,“透过镜子:苏联军事技术革命和美国军事革命”,《战略研究杂志》第 31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第 257-294 页;Dima Adamsky,“军事创新文化:文化因素对俄罗斯、美国和以色列军事革命的影响”(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0 年); Gordon S. Barrass,《大冷战:镜厅之旅》(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 年);Gordon S. Barrass,“美国战略的复兴与大冷战的结束”,《军事评论》,2010 年 1 月至 2 月:101-110;Beatrice Heuser,“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华沙条约组织军事理论:东德档案中的发现”,《比较战略》第 13 卷,第 4 期(1993 年):437-457;Beatrice Heuser,“核战争中的胜利:
斯科贝尔 [谈到] 威慑等问题时,美国人往往认为威慑这个词是一种普遍概念,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理解。我认为迪玛·亚当斯基最近在研究俄罗斯方面有一些有趣的研究成果,我还没有看过,我需要看看,包括俄罗斯对威慑的理解。但我认为就中国而言,我的研究表明,他们对威慑的看法与美国不同。因此,更具体地说,无论我们谈论的是量身定制的威慑还是综合威慑,这都是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国国家安全机构过去不使用威慑这个词。他们现在用了。但对他们来说,威慑这个词的含义与我们大不相同。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威慑类似于勒索和恐吓。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处于另一端,被美国威慑、恐吓或核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