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4 年 12 月 3 日深夜,韩国总统尹锡烈意外出现在电视上,宣布全国实施紧急戒严,这是 45 年来首次。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绝望之情溢于言表,因为从当时的情况和历史来看,这意味着什么,这太明显了。在宣布戒严时,尹总统提到政府与反对派领导的国会之间目前的政治僵局,坚称反对党背后的“反国家势力”似乎使政权和国家陷入瘫痪,因此戒严是“消灭”他们的必然选择。1 号公告发布,同时宣布于晚上 11 点生效。为了实施戒严,被派往国会的警察开始控制入口,而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也正前往该地区。他们被命令封锁那些以多数票可以要求总统解除戒严的议员。大约在同一时间,大批警察和军队占领了国家选举委员会。后来发现,
本季度为 2024 年的“选举年”画上了句号,进一步表明了世界各地选民对现任总统的不满。唐纳德·特朗普和共和党在 11 月 5 日的美国大选中强势回归,赢得了总统大选的普选,并控制了参议院并保持了众议院多数席位。日本首相石破茂的自民党-公明党联盟在 10 月下旬的大选中失去了多数席位——尽管他保住了职位,但他将不得不以少数派的力量来治理国家,通过逐项政策来争取支持。面对民调恶化和政党间不满的压力,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解雇了其联盟伙伴财政部长,导致政府垮台;在信任投票失败后,联邦选举定于 2 月举行。法国四分五裂的议会无法就预算达成一致,并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米歇尔·巴尼耶让位于弗朗索瓦·贝鲁,后者面临着同样艰巨的任务,即团结不同的政党来解决国家的赤字问题。在韩国,总统尹锡烈于 12 月 3 日突然宣布戒严,理由是反对派政客“从事反国家活动”,但这一决定很快被立法机构推翻,导致他随后被免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 12 月叛军的进攻下突然垮台,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投资范围——但从人道主义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它仍然很重要。
埃马纽埃尔·圣·德迪奥斯* 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纯真”,现在正站在“革命的颤抖边缘”。这是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校长 Pacifico Ortiz 神父于 1970 年 1 月 26 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为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发表国情咨文时所作的祈祷中传达的信息。这番祈祷反映了当时的全国情绪,是一个预言性的警告,马科斯在演讲后离开国会大厅,遇到一大群学生示威者,他们向总统的专车扔了一只纸浆鳄鱼。警察和总统安保人员对学生进行了暴力驱散,驱散持续了整晚,造成数十人受伤。随后几年,学生抗议、工人罢工和交通罢工不断升级,马科斯以此为借口,于 1971 年中止了人身保护令,并最终于 1972 年宣布戒严。当时日益激进的社会动荡是由长期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引发的。在戒严令颁布前的 20 世纪 60 年代,该国一直受到国际收支赤字的困扰,其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尤其是石油)的进口量超过出口量,而出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矿产品,而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低迷或不稳定。这种情况本身只是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在“进口替代”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延续。生产消费品并主要服务于狭小国内市场的国内产业依赖持续进口投入品和资本品来维持运转。长期的外汇短缺意味着经济增长本身只能断断续续地发生。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以及多边和双边贷款机构的紧急贷款,经济偶尔会暂时得到缓解,但外汇储备耗尽后,经济又会再次陷入停滞。通货膨胀是地方性的,既有需求方面,也有供应方面:庞大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由于政府支出挥霍无度和税收不足——被政治上卑躬屈膝的中央银行货币化,而离散的货币贬值加上油价大幅上涨,推高了价格。由于农民受到落后技术和繁重的租赁条件的困扰,城市工人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生产率停滞不前,实际工资下降,马科斯第二任期中期和戒严前夕(1971 年)的贫困率高达 61%。1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大致与独裁统治的十年相吻合——代表着与这些条件的决裂,但并没有真正解决根本问题。2 创新之处不在于政权内部或结构性改革,而在于支撑马科斯经济的重要外部因素:从官方和商业贷款机构以优惠条件和低利率获得外国信贷。石油出口国从 1973 年起因石油价格上涨而获得大量外汇收入,这些国家通过西方商业银行将这些收入再循环利用,而西方商业银行又将这些收入以最低条件借给菲律宾等“有前途”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贷款机构以及美国等双边合作伙伴出于自身原因(包括政治战略动机)鼓励这种自由获取信贷的方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