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全景主义和监狱协会;监控国家的崛起

标准的叙述是,治安和监禁是保护公众免受犯罪分子侵害的必要工具。但对于一个希望统治其公民的国家来说,这些东西似乎也是有用的工具。

来源: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信息

警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虽然之前的刑事司法改革者询问如何使其更加公正或更人道,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更担心监狱系统表面人性化的背后隐藏着权力的狡猾算计。

他的里程碑式著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5)追溯了从国王时代到现代世界惩罚的演变。从公开处决到监狱、缓刑官员、社会工作者、风险评估和监视。乍一看,这种转变似乎是一个道德进步的故事。中世纪的统治者在公共广场上折磨罪犯,将他们肢解,给他们烙上烙印,或者在欢呼的人群面前将他们处死。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将罪犯关在相对人道的机构中,并声称要改造他们。

福柯认为,这种明显的人性化掩盖了权力运作方式的更深层次的转变。在早期的几个世纪里,权力是可见的、戏剧性的。君主通过对罪犯的身体施加痛苦来显示他的权威。罪犯的痛苦是一种公共景观,旨在激发恐惧和服从。

然而,现代社会发现了一种更有效的控制手段。他们没有破坏身体,而是开始塑造行为。权力从刽子手的断头台转移到学校、工厂、医院、军营、监狱和警察部门。这些机构不是依靠恐怖,而是利用时间表、检查、考试、排名、记录和持续观察来鼓励人们自我监管。目标不再是简单的服从,而是规范化:机构建立被认为正常、健康、富有成效、负责任或可接受的行为的标准,然后迫使人们遵守这些标准的过程。